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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人”私德的历史辩论:民国名人风月史【2】

时间:2019-03-15 19:01 点击:
在娼妓合法化的民国,逛妓院是一种社会形态。从督军议员到骚人墨客,留下了许多风月故事。但嫖娼是私德还是“公事”,早在民国已争论不休,直至今日。

与王书奴这本《中国娼妓史》相互印证的是当时北京流传的一个说法,指最喜欢逛八大胡同的是“两院一堂”。蔡元培就曾写道:“两院一堂、探艳团、某某公寓之赌窟、捧坤角、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。”

所谓“两院”,就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,“一堂”是京师大学堂,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。据说,当时京师大学堂狎妓之风极盛,每日晚饭后,老师带头,率领学生乘坐洋车,浩浩荡荡直奔八大胡同,师生同乐。

后来,有一位教育家赴北大任校长,立志改变此风气,结果引发一场风波。他是蔡元培,另一位当事人名叫陈独秀。

陈独秀的风月故事引出“公人”私德的历史辩论

1917年,蔡元培回国,出任北大校长。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姿态,延揽大量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才,其中包括胡适、陈独秀、钱玄同与辜鸿铭等。1918年1月19日,他还发起成立“进德会”,入会标准是“不嫖不赌不纳妾”,大批师生加入,其中包括了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刘半农等教员,以及傅斯年、罗家伦等学生。

可带头犯戒的,恰恰是进德会成立时高票当选评议员的陈独秀。讽刺的是,早在1903年,陈独秀筹备安徽爱国会。在草拟的该会章程中就有“戒洋烟、嫖、赌一切嗜好”一条。

眼下,裁判犯规了。1919年二三月间,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了北京城中最热的话题,各种报纸纷纷报道,周作人就曾在《知堂回想录》中写道:“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,以彼不谨细行,常作狭斜之游,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,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,欲以激起舆论,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。”

学者们也大多如此认为,对陈独秀的攻击实有预谋,是当局筹划并施压。蔡元培对此颇为愤怒,当时,翻译家林纾经常抨击北大诋毁孔孟,有违传统,1919年3月21日,蔡元培回了一封公开信,其中表示“对于教员,以学诣为主,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(暗指学术自由、兼容并包)为界限,其在校外之言动,悉听自由,本校从不过问,亦不能代负责任。”

其实,若抛开当局的幕后施压,这只是一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:公众人物的私德是否有边界。周作人说得很明白,没有进德会的条条,怕是谁也没法以陈独秀的下三路问题说事;而蔡元培也把公人公事与私德区分开,借此保护他所欣赏的陈独秀。

1919年3月26日晚,蔡元培与北大教员马叙伦、沈尹默齐聚汤尔和家中,一起讨论陈独秀之事。汤尔和,原本是陈独秀得以进入北大的举荐人,如今却摇身一变,认为不可对陈独秀姑息。

陈独秀由此被变相解雇。也是那一年,五四运动爆发,陈独秀参与其中,最终被捕,出狱后南下上海,做了另一番大事业。

陈独秀在此后与昔日好友胡适渐行渐远,后者也为此痛心疾首,但不妨碍他就私德问题说话。

1936年1月2日,胡适又一次致信汤尔和,表示:“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,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,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‘公人’(Public Men),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,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。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。”

这种以私德攻击别人的做法,又何止当年北大这一桩?在日后的政治变幻中,此做法几乎已成某些人的杀手锏。

娼妓在新中国成立后成功禁止

民国的娼妓问题,一直忽明忽暗无法禁止。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方得到解决。1949年11月21日北京对娼妓业进行了彻底清除行动。政府组织妓女检查身体,入教育院改造,经过学习和改造,在一千多名学员中,总计出院的人数为1077人。

上海实行的是逐步取缔,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,《大公报》报道,注册持照妓女已经从1897人减少到662人,而妓院数从518家减少到158家。到1951年11月13日,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板马上关门。直到1968年,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。

政府对妓女有病治病,进行职业培训,绝大多数妓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,如上海妓女中有900多位去了新疆,参加了生产建设兵团。

在中国历史绵延几千年的娼妓,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禁绝。

蔡锷与小凤仙

——以讹传讹的江湖美谈

民国时,也有一个名妓的故事广为流传,那便是蔡锷与小凤仙。故事里,英雄美女两大要素齐全,救国大义与儿女情长并存,成了后来影视剧极其热衷的题材。但若拨开历史迷雾,便会发现这故事的水分。

与蔡锷结缘时的小凤仙,并非什么当红名妓,只是一个普通妓女,长于唱曲。袁泉则在《蔡锷大传》中写到,小凤仙曾回忆,自己当时年纪尚幼,“常听他(蔡锷)讲些三国、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,又教我识字看书”。

以这样的年龄和智识,要成为蔡锷的知音,甚至与他共谋出走大计,绝无可能。以蔡锷为人,既不可能如此托大,将机密泄露给一个少女,也不可能让一个少女与他共担风险。

在蔡锷的出逃过程中,小凤仙也绝不是什么参与者甚至筹划者。流行说法大致有两种:一是蔡锷之友哈汉章的说法,指1915年11月10日是哈母八十寿辰,蔡锷出席,当晚在哈宅通宵打牌,清晨时由哈宅侧门走出,直奔新华门总统办事处,致电小凤仙,说中午要约她吃饭,导致密探麻痹大意。蔡锷借机奔赴火车站,顺利出逃。

二是民国名记者陶菊隐所记录,指蔡锷常常与小凤仙乘车出游,当日游至火车站,混入车厢中出逃。在这两种说法中,小凤仙都只是幌子而已,甚至未必知情。

而摸不清蔡锷究竟如何离去的北洋干将、警卫军统领陆建章,将手下编造的小凤仙将蔡锷藏于车中逃脱的故事放出,借以交差,也帮助了小凤仙“扬名”。

一年后,蔡锷英年早逝,北洋政府举行国葬。小凤仙送上两幅挽联,一是“不幸周郎竟短命;早知李靖是英雄”,一是“万里南天鹏翼,直上扶摇,那堪忧患余生,萍水姻缘成一梦;几年北地胭脂,自悲沦落,赢得美人知己,桃花颜色亦千秋”。不过小凤仙只是粗通文墨,挽联是王血痕代撰,这位代笔人用了李靖和红拂女的故事假托,还用了“萍水姻缘”和“美人知己”这样的暧昧用词,更使得这故事成了传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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